陈独秀：是和李大钊商量建立共产党。
李大钊：是和陈独秀商量建立共产党。
两人建党的故事，被称为是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。
北京城外那辆骡车，走得慢。车轮碾过土路，吱呀一声，又吱呀一声，像老屋门轴在风里犯倔。车上坐着陈独秀和李大钊。后人说起这段事，常把它讲得亮堂。可真放回一九二零年前后，那不是亮堂，是冷风里的一点火。陈独秀身后有警察，有盯梢，有随时可能落下来的牢狱之灾。李大钊护送他离开北京，不是送朋友出远门那么简单，那是在虎口边上把人往外拽。
两人在车上谈建立共产党，听着像传奇，其实更像被时局逼出来的清醒。文章写得再锋利，街头喊得再响，若没有自己的组织，人一散，声音就容易被风卷走。那时的中国不缺愤怒，不缺热血，也不缺几个敢说话的读书人，缺的是能把分散力量聚起来的东西。没有会场，没有文件，一件大事就在灰扑扑的路上露了头。
“南陈北李”四个字，念起来顺，来得并不轻。“南陈”是陈独秀，“北李”是李大钊。一个在上海等地影响很大，一个扎根北京思想界和高校圈。新文化运动中，他们把民主与科学举到众人眼前。旧礼教、旧观念、旧秩序，原本像压在人身上的大石头，被他们一点点撬开。年轻人读到那些文章，心里会猛地一动，原来许多东西并非天经地义，原来这个国家还能有别的活法。
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交往，是在思想碰撞里慢慢磨出来的。陈独秀锋利，说话办事有硬劲。李大钊厚重，沉得住气。两人性情不同，却都盯着同一个难题，中国到底往哪里去？救亡图存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词，落到地上，就是学生被抓、报刊被压、军阀横行、民众无处伸冤。
一九一九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北京街头一下热了。学生上街，民意翻涌，被捕消息传开，空气里像撒了一把火星。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，起草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还亲自散发传单。几张纸在今天看不起眼，在当时却是把自己推到危险处。果然，他被捕入狱。李大钊等人四处奔走营救，陈独秀才得以保释出来。
门是出来了，人没真正松下来。当局的眼睛还盯着他，限制也跟着他。那种日子不算坐牢，却也不舒坦，像衣领里塞着沙子，走一步磨一步。陈独秀没有收声。一九二零年初，他受邀到武汉演讲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。湖北军阀当局听得刺耳，直接将他驱逐。等他回到北京，警察又准备再次逮捕。旧势力怕的不是一个人的嗓门，怕的是这些话钻进青年、工人、市民心里，生根，发芽。
李大钊看得明白，陈独秀再留北京，危险就在眼前。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。这个动作朴素，却很硬。不是讲台上的慷慨，不是文章里的激昂，是实打实把自己也放进风险里。路上两人说到建立共产党组织，越说越清楚。靠零散呼喊不行，靠一时愤怒不行，靠几位名人的文章也不行。要有政党，要有组织，要把人心拢住，把革命斗争往前推。
这场相约，没有被安排得整整齐齐。不是摆好桌椅，写好议程，再请众人举手。它更像乱世里两个人边走边商量，话里有尘土，也有刀锋。他们约定分头行动，陈独秀到上海筹建党的组织，李大钊在北京开展相关工作。上海有工人，有报刊，有开放口岸带来的新消息，也有复杂的社会矛盾。北京有高校，有学生，有知识界风潮，也有五四留下的热血。南北两地，彼此照应。
一九二零年八月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，陈独秀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。同年十月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。八月到十月，时间不长，可这两个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前面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，有五四运动的街头震荡，有陈独秀被捕的教训，有武汉演讲被驱逐的压迫，也有李大钊多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。
各地开始响应。星火燎原这话听着壮阔，早期火苗其实很小，小到一阵风就可能吹灭。几间屋子里的谈话，几份刊物上的文章，一批青年人的奔走，一些还不成熟的组织尝试，在当年都带着风险。可它们连在一起，分量就变了。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由此正式展开，革命不再只是一股情绪、一种愿望、一声书生气很浓的呼喊，它开始有了组织形态，有了可以继续生长的根。
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可贵，不在于他们被后人写得多高，而在于他们在国家破碎、社会沉闷、人心焦灼的时候，没有只当旁观者。他们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运动，从思想启蒙走到组织筹建，把纸上的火带到现实里。陈独秀问路问得急，李大钊走路走得稳，一南一北，把时代的疼痛扛在肩上。
那辆骡车早已消失，车轮声也被岁月盖住。可讲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，陈独秀和李大钊在路上的那场商量，仍会从尘土里冒出来。一个说，是和李大钊商量建立共产党；一个说，是和陈独秀商量建立共产党。北京城外的风吹着，骡车慢慢往前走，旧世界还在身后吵嚷，新路已经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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